柳传志。图/中新
文 | 李翔
我在2011年6月时第一次采访柳传志。那时候，柳传志能够说是一个半神半人般的人物。
当时他还处在再次回归联想集团的“复出期”。具体来说，2004年的时候，联想集团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，之后柳传志从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上卸任。联想集团进入到了一段杨元庆搭配外籍CEO的阶段。先是出身IBM的沃德，然后是来自戴尔的阿梅里奥。这段时期延续到2009年。由于联想集团的市场占有率下滑，业绩大亏损，阿梅里奥离职，柳传志复出重新担任董事长，杨元庆担任CEO。那一年柳传志65岁。
结果，用了两个季度，联想集团停止连续亏损，开始恢复盈利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发表评论说：“向回归的英雄致敬。”然后，到2011年底，柳传志再次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，把重心转移回联想控股身上。
一方面是商界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另一方面是柳传志现在总是以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长者形象出现，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出当时柳传志的威风凛凛。不过，我还记得，柳传志复出担任集团董事长之后，当时联想集团董事田溯宁接受采访，描述开董事会的情景：柳传志往那儿一坐，就已经代表了中国的成功故事。
当然我并不是想去讲柳传志在商业上的成就、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中他扮演的符号角色、他的标志性地位等等。历史会给出自己的评价。
这篇文章，我只是想从自己的角度，谈一下之后多年的交往里，我作为一个后辈，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些事。
第一件事其实说起来很简单，守时。
第一次采访柳传志，他的同事反复提醒，千万别迟到，因为柳传志特别看重守时。有的CEO是不允许别人迟到，但是自己事务繁忙，经常让人等。但柳传志不同，他要求别人守时，自己也从来不迟到，说几点就几点。
我专门问过他这件事。柳传志讲，这个习惯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有一次柳传志陪父亲去见香港企业家安子介。到地方之后，父亲说，其实安子介已经来了，就在隔壁电影院看电影海报，有教养的人，既不会迟到耽误别人时间，也不会早到以免打扰到别人。这之后柳传志观察，父亲每次开会或者约人见面，从来不迟到。
这让柳传志也养成了这个习惯。不过，柳传志说，跟父亲不同的是，父亲对迟到的人还挺宽容的，但是他也不能容忍别人迟到。
我后来还听说，有一次柳传志年底答应要参加一个会，在会上做一个演讲。会是早上开，前一天晚上北京开始下大雪。他住在西边，开会在东边，从家里到开会的场地有一段距离，柳传志担心早上交通拥堵，赶不上早上会议的开场，于是，前一天晚上就直接住到了会场附近的酒店。
我自己亲也身经历了一次。那次是在美国参加中企俱乐部的活动。下午出发去开会之前，我跟刘东华老师一起，在柳传志房间跟他做采访。正聊着，柳传志抬手一看表，脸色一变，说咱们快走，要迟到了，然后拿上外套就是一路小跑，一边跑一边还埋怨我：要迟到了都赖你。
第二件事是关于利益。
2015年联想控股香港上市之前，柳传志找我和其他几个近些年跟他一直有沟通的记者交流。不可避免，又谈到联想改制的过程。
这要说回联想的历史。1984年，中科院计算所拿出了20万元，以及一间20平米大小原本用来做传达室的空间，支持中科院计算所工作人员柳传志等人，创办了联想。能够理解，当时所有人都没有股权的概念。柳传志自己后来也说，当时的状态就是憋着一股劲，只要有活儿干就行。
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代公司普遍的情况。
到1993年，也就是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前一年，柳传志决定要找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去谈一谈股权的问题。
他的态度很简单，像联想这样的公司，要想越做越好，员工必须有股权。道理今天看其实很简单，如果干事的人得不到激励，时间一长，人的心态会出问题。
其实在企业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最常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满足自己不能合法得到的利益。比如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公司的利益转移到自己私人持股的公司。
话讲到这里，柳传志劈头就是一问：如果当时周院长说了，不能给你们股份，不能给你们分红权，以你们对我的了解，觉得我会怎么办？
卖完关子，柳传志回答：不管面对的是哪位领导，我肯定不干。而且会很坚决。公司的东西我一分不会拿，立刻就走。我不做那个窝囊事。这就是我的性格。
用他的话说就是，不能当坏人，也就是去私拿公司的利益，但是也不能不照顾所有人的利益。
柳传志碰到了一个好领导。周院长认同了他跟联想团队提出的方案。1993年联想先是拿到了分红权，2001年，再用分红的钱最终买下了中科院答应分给员工的35%股权。
顺便说一句，在这35%的股权中，柳传志个人持股2.89%，团队整体持有剩下的30%多股权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柳传志去要股权，还真的不是只考虑自己。
但是，假如没有柳传志当年光明正大地去跟院长谈股权问题，假如没有院长的开明，过程中政府的支持，后来联想到底能做多大，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。
所以，在柳传志看来，利益的问题上，要光明正大地谈，不能等着别人安排。放到今天，就是要跟投资人和老板去谈。如果你认为在利益分配上是不合理的，就应该敞开来光明正大谈，而不是私底下满腹牢骚，甚至采用其他方法。
第三件事关于现实。
有一次跟柳传志坐同一班飞机，在去往登机口的路上，他看到我，主动加快脚步走过来，开始问我一连串问题。比如最近在关心什么样的问题，见了什么样的人，在看什么书。问我为什么看的主要都是外国人写的书。如果看外国人写的书很多，怎么了解中国的情况。他自己就不一样了。唐浩明的《曾国藩》、畅销的职场小说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、跟战争有关的书《血红雪白》、《两代军人的对话》都是他会读的书。
后来我回想，其实他是想知道像我这样的记者，都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现实。或者也是要提醒我，要始终记住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现实中。
柳传志能够说是现实世界中的成功者。虽然这几年他始终也没能处理好跟网络舆论的关系。
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：你得清楚自己是谁。这句话的背后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现实中去考虑，去考量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方式去跟环境互动。
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要把事儿想通透，想通透以后，你就能知道，自己所谓的忧国忧民，能忧到什么程度。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，当然都希望国家发展得很好，但是心里要清楚，自己能做到哪一步，愿望不能超过能力太多。
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就是：要有理想，但不能理想化。
有理想是要有追求，不能理想化就是要认清楚现实，理解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。
柳传志还喜欢称自己是“种地派”。他喜欢讲，要把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种好。具体而言，就是努力把公司搞好，对得起同事，同时也通过纳税、提供就业等来有助于社会。
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层面，柳传志有一些在企业界流传很广的语录。比如管理三段论，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，比如小步快跑，比如大鸡小鸡理论，比如拐大弯，比如复盘，比如跳出画框看画面。这些朴实的话，里面都是他做公司过程里总结提炼出的金玉良言。
回过头看这三件事，会发现，守时背后是规则，利益背后是人性，现实背后是方法。
具体而言，通过不迟到这一个小小的抓手，柳传志是在建立规则意识。今天互联网公司津津乐道阿里巴巴的组织文化，十几二十年前，联想的斯巴达方阵、入模子体系举世闻名。
而且，不仅适用于联想。我的朋友、中企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就说，柳传志做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，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开会不迟到。这个俱乐部的成员，都是王健林、马云、郭广昌这样的人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万个理由迟到。但在柳传志以身作则的要求下，硬生生做到了每次开会没人迟到。
第二件事，光明正大谈利益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不去考验人性。中国人有一个习惯，面上特别不愿意谈利益，但是私底下却有诸多想法和不满。柳传志就要求把利益摊在桌面上谈，谈到大家都能接受。否则，面上利益得不到满足，人难免会在私下动一些心思。最后结果肯定不会好。
柳传志还说过，谈利益，要分空饼。也就是说，在利益还没有变成现实时，大家就谈好怎么分配利益。为什么？也是不考验人性。分空饼容易，大家容易达成一致；等到饼真做大了，究竟怎么分，多一点少点，大家就更容易有分歧。而且，他也主张公司尽量做到全员持股，让任何一个人都跟公司的发展有关。
第三件事，有理想但不理想化，谈的其实是跟现实共舞的方法。柳传志有一次曾经说，经常有人找到他说，老柳，这件事情特别好，你要是愿意来掺和一下，这件事就肯定能做成。他往往会非常谨慎，大概率都拒绝。他会解释，在别人看来他总是能做成，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什么事儿都做。要是这也答应那也答应，最后就变成什么都做不成。
开始的时候我理解，这就是要学会拒绝、要聚焦。后来我再揣摩，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是在讲要划边界。有些事情，说起来再好，但不是该自己做的事，还是不能做。得知道自个儿是谁。
总之，我在柳传志身上学到的三件事，透过去看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怎么去建规则、怎么去理解人性、怎么去跟现实相处。这三件事，只要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，我想，应该对你都会有一些启发。
